发布时间：2021-02-16 00:23 来源：中国报道
2019年冬至前夕，接到李旦初老师的儿子华夏的电话，告知他父亲住院情况及其精神状态，希望我能够回太原看望他老人家，对老师的精神予以安抚。为不让老师产生内心压力，我俩还扮演了一出双簧，假设我不是回来专程看望他，而是回老家办事顺便来探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让人来看他，但当华夏说让我过几天来看他时，他又连连点头同意。我知道老师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病态，尤其是学生，而内心又渴望见到我。当我揣测到他的这种心态时，次日径直去了他的病房，和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他点头认同，没过几天心情逐渐好转起来。后来转院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新冠肺炎疫情前夕就出院了。出院后，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报告出院的好消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此前去医院的探望也成为我们师生间最后一次会面。我知道，恩师看重自己的老师形象，不愿让学生们看到他安息的形象，在京悄然告别，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到和感知到学生的悲痛、惋惜、失落、怀念。。。。。。李旦初老师的离世，不仅是社会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学生们精神和情感的一大缺失。他的人生哲学、学术成就、文学创造，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永远铭刻在历史丰碑上，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是1979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的。1978年以此校名在汾阳师范学校只招过一届数学、物理、英语三个专业专科生。1979年，时任吕梁教干校校长的任元恩老师担当起为山区培养基础教育高级人才的历史重任，在吕梁教干校校区招收了汉语言文学和应用数学两个专业，李旦初老师曾戏称当时的吕梁师专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学”。学校当时的办学条件确实较差，只有一个教室大小的资料室，藏书少得可怜，唯一让学生兴奋的是有李旦初等几位有才华有水平的中年老师，全部心思用在教育事业的任元恩校长，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入学时我带了高考后写的“伤痕小说”类的非典型中篇小说，并在一年级时连写了六篇短篇小说，这些习作大都经李旦初老师批阅，但少有创新和突破。李大伟同学和我牵头创办的“新蕾”文学社以及同名油印刊物，也得到了李老师的支持。二年级时，我由小说创作转为小说评论或曰文学研究，在李老师影响和指导下，参照他的《鲁迅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探索》一文，写了第一篇习作《试论王蒙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篇幅达15000字。“心理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女作家偶茨在1979年《外国文艺》上的一篇创作谈，与王蒙的创作不谋而合。王蒙的小说由于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方法，在当时让读者难以读懂，引起了当代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我的论文应用“心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予以解读和评价，应该是准确的，具有创新价值的。写作这篇习作时，正值我母亲去世，我强忍悲痛把它写完，交给李老师批改，李老师只批改了个别字词和标点符号，框架和内容未作改动。后来他亲自把文章投寄给全国文学研究界最高刊物《文学评论》，当代文学组组长陈俊涛先生很快回了信，让把文章修改成4000字的短论，准备发表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一期的“王蒙小说讨论”栏目，我年轻气盛，不愿放弃“心理现实主义”这个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加之母亲去世的影响，未修改发表。1983年我去复旦大学参加全国当代文学讲习班见到陈俊涛先生，他还记得我的论文，并在讲座中引用了我的观点，询问我的论文最后发表在什么刊物了，当我告知束之高阁时，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表示遗憾。
习作虽未发表，但在李老师影响和指导下，我逐渐明白了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一些路子和方法，紧接着又写了近三万字的《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艺术结构初探》习作，同样得到李老师的批阅和指导。
也许是这些习作让学校领导尤其是李旦初老师看出我这个笨才还可雕也，于是决定让我留校任教，当时我才读二年级，只是笨鸟先飞，学校人才不足需要补充而已。三年级第一学期末，李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下学期开学前提前到武汉大学进修学习，并且给他几位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同学写了推荐信。我于正月初八到武汉大学后，李老师的同学武汉大学中文系书记张广明接待了我，安排我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学习，由毕焕武教授和陆耀东副教授担任导师，毕老是30年代的作家，曾和巴金弟弟李尧林等作家在南开中学教国文，是湖北省首任文化厅长，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中南作家代表团团长，之后弃官从文到武汉大学任教，“文革”时在珞珈山放牛十年。在武大，毕老被誉为“现代文学活字典”，每次听他讲现代文学故事都受益匪浅。我们三个进修生和陆耀东先生的两个首届研究生张中良(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俊山(现任南京大学教授)一起参加研究活动，其余时间大多泡在系资料室翻阅近代以来的期刊史料，做读书笔记，兼顾听一些中文系本科高年级的专业课和学术讲座。
我带着李旦初老师写给他同学的推荐信，分别拜访了研究鲁迅和胡适的易竹贤老师、研究郭沫若的孙党伯老师、研究当代文学思潮和小说的陈美兰老师和她丈夫著名语言学家宗福邦先生、研究当代报告文学的吴肇荣老师等，在与这些老师交谈中，不但了解了学科发展动态，还学到了他们不同的研究方法。吴肇荣老师调任新闻系主任后，他还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以便毕业后留下来配合他创建新闻学学科，可惜我外语没过关未能成行。
在武汉大学进修学习期间，我翻阅了两遍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杂志，抄录了一大本笔记。初春的武汉没有暖气，抄录时手指常常冻得僵硬写不成字。在这本杂志里，我逐渐发现以刘呐鸥为首的几个作家，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很特别，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影响，于是我写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小说初探》一文，李旦初老师看后就直接投寄给了现代文学研究最高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正值批判“现代派”，编辑部不敢发表，后来发表在《吕梁师专学报》1985年创刊号上。此文一发，引起山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施建伟先生的关注，他给李亮老师打电话询问吕梁师专从哪里调来个老教师，他怎么知道这个文学流派的，吕梁怎么会有这方面的资料呢?李亮老师告诉他，作者是个年轻教师不是老教师，是吕梁师专刚毕业的他的学生。说来也不奇怪，当时的现代文学史根本不可能提到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更不可能允许现代派进入文学史，他们属于“出土文物”。在写作过程中，我请教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几个中青年老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文学流派。在疑虑我的选题和观点能不能成立并被学术界认可时，我想尽办法找到中文系资料室负责人，在珍贵资料柜里偷借出一本瞿秋白第二夫人杨之华女士在4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其中有一篇她评论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文章，这说明在三十年代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流派。了解了这些学术信息后，我心里既踏实又兴奋，几个进修同学认为我“发现了新大陆”，如果发表出去必会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轰动。
我上大学期间的文学研究练习作业以及留校后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都是在李旦初老师指导和支持下开展的，并且在选题等方面都受到老师的影响。李老师在研究文学流派时和我说过，要选择具有规律性的内容和方向持续研究下去才有学术价值。在我接近不惑之年时，铭记老师教导，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与理论批判作为研究方向，逐步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在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和华中师大王先霈教授带领下，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到厦门工作后又出版了具有文学批评史性质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专著。
李旦初老师不仅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给予我耳提面命，生活和工作给予我的关怀、扶持、指导和帮助令我永生难忘。他非常关注我的个人问题，特意在我去武汉大学前夕，把我和同班同学之女友田彩仙叫到他办公室，询问我们的恋爱关系稳定了没有，当我向他如实报告情况后，他当即决定把田彩仙留在离石工作。分配到离石中学后，任元恩校长亲自带着田彩仙到离石中学报到，并跟离石中学校长笑言：“此为我女儿，望好好关照和培养”。1984年吕梁师专正式批复成立，李老师成为首任校长，在学校扩大招生缺乏古代文学教师的情况下，因为田彩仙在上大学期间参加山西省专科学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统考获得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李老师特意让薛恩琦老师与离石县教育局沟通将她调到师专，成为古代文学专任教师。刚工作那几年，我们生活很拮据，每当到李老师家时，师母张秀莲老师都给带许多蔬菜、土豆回家，搬到师专新校区后，春节前夕，李老师都取一些酒和烟让我拿回去过年，如有推迟，就会被他训斥，只好从命。
留校的事虽在大二时已经确定，但真正到了毕业分配季心里还是有些惶恐焦虑，因为当时的分配政策是“那来那去”，绝大多数同学都要返回原籍等待分配，果不其然，在全区分配会上，我老家县长亲自来要我回去做县里的笔杆子，为此还和代表学校负责分配的李旦初老师发生冲突。为此，李老师先后与地区王国英等五位主要领导沟通，表示如果我不能留校任教，他将离开吕梁调回湖南老家工作。李老师为我留校的事下这么大的决心，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感动之情油然而生，由此也可见李老师的为人处世风格、顽强意志和强烈事业心。事后我才了解到，地区想调他去做秘书长，被他婉言谢绝，王国英书记想调我去做秘书，同样也被婉言谢绝。
留校担任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后，我只有一周的备课时间就要上讲台，而且是接了李旦初老师的课，首次任课的班级是1981级。说实话，当时是颇有压力的，幸亏李老师把他的教案给我做参考才顺利完成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教课期间遇到的困惑常去请教李老师，有恩师的指点，逐渐心中有了底气，到第二学期给1982级讲当代文学部分时，我已担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和学生相互交流并参加活动较多，加之授课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及科研成果，课堂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的喜欢和爱戴。
1986年秋季，我考入武汉的华中师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评论助教进修班，年底破格晋升为讲师。1987年春季突然接到学校电报，让我火速回校，回校后才知道是让我担任系主任的事，这年我才29岁，压力和动力并存。提拔我担任系主任的事报到教育厅后，厅领导十分吃惊，认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教师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李老师列举“五四”时期鲁迅等名家在大学担任管理事例，终于说服了教育厅领导，有他的支持和指导，我也就有信心去实践了。
在教学方面，李老师承担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自编讲义100多万字，讲课激情澎湃，书写剑拔弩张，表达铿锵有力，讲解有胆有识，每每有新颖创见，时时在启发思维，鼓励大胆创新。同时，他还带头开展教学改革，采取了重点讲授法、提要讲授法、学生试讲法、师生问答法、报告演讲式、课堂讨论式，并在考试改革中试行抽签问答式，实行口头表达考核与书面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以培养优秀人才。80年代初，他由教导主任升任校长，工作繁忙，学术研究往往通宵达旦，经常一天工作达12小时之久。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性质质疑》、《“五四”新诗派初探》等。由于论文意义重大，颇有创见，刊物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语”予以隆重推广，受到文学研究界诸多著名学者高度赞赏，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的《论鲁迅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小说新探》、《论 <狂人日记> 的心理描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介绍》、《文学流派新探》等文，也以新思路新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老师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文学流派为方向，从现当代文学上溯到古代文学，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流派做了系统的深入的梳理和研究。著名戏剧学学者田本相在《李旦初文集》的序言中感叹：“在偏远的吕梁山区，几乎没有做学问的条件，当时资料的匮乏自不必说，而学术信息的闭塞，也带来困难。”“他不但没有为这些困难所吓倒，而且以其浓厚的文艺理论功底和学术敏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放到流派的研究上，抓住了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潜能的领域”。
1987年，国家教委聘任李旦初老师为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主编，李老师又聘太原师专郑波光老师和我为《中国当代文学》副主编。我与李老师本来打算一同参加在京举办的统编教材主编会议，出发前接到省委通知，省委领导要找李老师谈话，任命他为山西大学校长，我只好一人赴京代他开会，并推荐王谦泰老师为《中国古代文学》编委。
在李老师主政教务处和全校行政工作期间，也是吕梁师专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他主持出台了《关于建校和改革的初步设想》、《教师工作规范》、《教学质量检查提纲》等一系列建校与改革制度，制定了“高瞻远瞩，博览多思”校训，创作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夺取智力竞赛的金牌”为主题的《我们是创新的一代》的校歌。组织实施了十项改革：包括校系两级负责制，教职工岗位责任制，思政工作改革方案，试行辅导员制度，后勤工作改革方案，食堂责任承包制度，学生助学金制度，教改方案，考试改革方案等。初步构建起了大学制度体系。当年的吕梁师专在省内外均有地位有影响，以李旦初校长、任元恩书记为首的吕梁师专团队及其所带领的全体师生，事业心强，工作积极性高，形成了强烈的积极上进态势以及以教学与科研为中心的大学生态。当年的吕梁师专及其校长李旦初老师，名声在外，我们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一说是吕梁师专来的，且是李旦初的学生，都会受到与会学者们的赞许和高看，以至在高教界流行一句话：“北有吕梁师专，南有荆州师专”。可见当时吕梁师专和李旦初老师在全国的影响力。李老师作为校长，他的品格、胆略、学术、才华为校内外人士称赞，以至于他在操场上召开的师生大会讲话时，连工人师傅都冒雨去听他的报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李旦初等老教师的影响下，青年教师科研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学校将我们选送到国内知名高校学习深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80年代初中期初步形成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学者群体。1988年山西作家协会的《批评家》杂志出版了一期“吕梁师专专号”，发表了10多位青年教师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些评论文章后来又获得了《批评家》杂志优秀论文奖。这个年轻的学者群体在省内高校独树一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的中文系于1990年又承办了全省“振兴文学评论研讨会”。吕梁师专青年学者群的形成及其影响，让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感到颇为吃惊，如《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著名学者陈俊涛、贺新安，《批评家》编辑部的著名评论家董大中、蔡润田、杨占平、阎晶明、谢泳等，都给予很高评价。李亮老师通过他的同学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于有先邀请当时被誉为国内五大评论家之一的著名文艺心理学教授鲁枢元先生来校讲学时，鲁枢元高度称赞吕梁师专形成的这个青年批评家群体，他曾表示要写文章推介这个批评家群体。当时，能在吕梁山形成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让人吃惊和不解，今天看来缘由十分清晰，一是这些青年教师都受到李旦初等学校领导和老教师的扶持、指导和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朋友，或是多层师承关系，形成了共同或相似的人生观和学术价值观，这也是文学流派和学术派别形成的基本规律，一般情况下，这其中必有一位领袖式或宗师式人物对群体产生引领作用。二是他们身处大山之中，内心具有冲出大山或走向平原或攀登高峰的内心冲动和内在动力，没有京城或省城高校教师的“优越感”。三是从环境或生态角度看，80年这个浪漫的时代，正值“文化热”时期，全民注意力都在文化上，在此情境下，各地在“85新潮”这一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创办了文艺批评类期刊，如山西的《批评家》，陕西的《小说评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等，为青年批评家展示批评才华提供了平台和载体。
吕梁师专80年代的生态环境和气氛，正契合了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吕梁山这个偏远的角落形成一种“小气候”，至今人们都在怀念。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既要对社会有独特贡献，引领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又要受到社会中其他组织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学既要服务社会，又要保持自身的精神坚守，寻求“适应”与“超越”的平衡。当一所大学缺乏浓厚文化氛围或没有能力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时候，它只能被社会同化，出现社会化、行政化、商业化、功利化等倾向。80 年代的吕梁师专，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学校领导和师生的教学与科研热情高涨，视教育为生命，追求上进，崇尚学术，重视人才，颇有点“西南联大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当时的吕梁师专，存在着一种大学精神，这是一种由人的精神汇集或凝聚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师生的生长。师道和官道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具有艰苦卓绝的品质和敬畏学问的精神，以及回归读书和教育的初心，也许这就是“吕梁师专精神”吧。
无论怎么叙述我的个人故事抑或吕梁师专的故事，这一切都与李旦初老师的影响和贡献密不可分。李旦初老师是弘大学之道，扬人文之光，立树人之本，拓创新之路，发教育先声的当代教育家，也是我及众多弟子们的一代宗师和德高望重的恩师。（文/景国劲）





































2019年冬至前夕，接到李旦初老师的儿子华夏的电话，告知他父亲住院情况及其精神状态，希望我能够回太原看望他老人家，对老师的精神予以安抚。为不让老师产生内心压力，我俩还扮演了一出双簧，假设我不是回来专程看望他，而是回老家办事顺便来探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让人来看他，但当华夏说让我过几天来看他时，他又连连点头同意。我知道老师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病态，尤其是学生，而内心又渴望见到我。当我揣测到他的这种心态时，次日径直去了他的病房，和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他点头认同，没过几天心情逐渐好转起来。后来转院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新冠肺炎疫情前夕就出院了。出院后，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报告出院的好消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此前去医院的探望也成为我们师生间最后一次会面。我知道，恩师看重自己的老师形象，不愿让学生们看到他安息的形象，在京悄然告别，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到和感知到学生的悲痛、惋惜、失落、怀念。。。。。。李旦初老师的离世，不仅是社会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学生们精神和情感的一大缺失。他的人生哲学、学术成就、文学创造，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永远铭刻在历史丰碑上，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是1979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的。1978年以此校名在汾阳师范学校只招过一届数学、物理、英语三个专业专科生。1979年，时任吕梁教干校校长的任元恩老师担当起为山区培养基础教育高级人才的历史重任，在吕梁教干校校区招收了汉语言文学和应用数学两个专业，李旦初老师曾戏称当时的吕梁师专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学”。学校当时的办学条件确实较差，只有一个教室大小的资料室，藏书少得可怜，唯一让学生兴奋的是有李旦初等几位有才华有水平的中年老师，全部心思用在教育事业的任元恩校长，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入学时我带了高考后写的“伤痕小说”类的非典型中篇小说，并在一年级时连写了六篇短篇小说，这些习作大都经李旦初老师批阅，但少有创新和突破。李大伟同学和我牵头创办的“新蕾”文学社以及同名油印刊物，也得到了李老师的支持。二年级时，我由小说创作转为小说评论或曰文学研究，在李老师影响和指导下，参照他的《鲁迅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探索》一文，写了第一篇习作《试论王蒙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篇幅达15000字。“心理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女作家偶茨在1979年《外国文艺》上的一篇创作谈，与王蒙的创作不谋而合。王蒙的小说由于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方法，在当时让读者难以读懂，引起了当代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我的论文应用“心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予以解读和评价，应该是准确的，具有创新价值的。写作这篇习作时，正值我母亲去世，我强忍悲痛把它写完，交给李老师批改，李老师只批改了个别字词和标点符号，框架和内容未作改动。后来他亲自把文章投寄给全国文学研究界最高刊物《文学评论》，当代文学组组长陈俊涛先生很快回了信，让把文章修改成4000字的短论，准备发表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一期的“王蒙小说讨论”栏目，我年轻气盛，不愿放弃“心理现实主义”这个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加之母亲去世的影响，未修改发表。1983年我去复旦大学参加全国当代文学讲习班见到陈俊涛先生，他还记得我的论文，并在讲座中引用了我的观点，询问我的论文最后发表在什么刊物了，当我告知束之高阁时，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表示遗憾。
习作虽未发表，但在李老师影响和指导下，我逐渐明白了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一些路子和方法，紧接着又写了近三万字的《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艺术结构初探》习作，同样得到李老师的批阅和指导。
也许是这些习作让学校领导尤其是李旦初老师看出我这个笨才还可雕也，于是决定让我留校任教，当时我才读二年级，只是笨鸟先飞，学校人才不足需要补充而已。三年级第一学期末，李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下学期开学前提前到武汉大学进修学习，并且给他几位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同学写了推荐信。我于正月初八到武汉大学后，李老师的同学武汉大学中文系书记张广明接待了我，安排我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学习，由毕焕武教授和陆耀东副教授担任导师，毕老是30年代的作家，曾和巴金弟弟李尧林等作家在南开中学教国文，是湖北省首任文化厅长，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中南作家代表团团长，之后弃官从文到武汉大学任教，“文革”时在珞珈山放牛十年。在武大，毕老被誉为“现代文学活字典”，每次听他讲现代文学故事都受益匪浅。我们三个进修生和陆耀东先生的两个首届研究生张中良(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俊山(现任南京大学教授)一起参加研究活动，其余时间大多泡在系资料室翻阅近代以来的期刊史料，做读书笔记，兼顾听一些中文系本科高年级的专业课和学术讲座。
我带着李旦初老师写给他同学的推荐信，分别拜访了研究鲁迅和胡适的易竹贤老师、研究郭沫若的孙党伯老师、研究当代文学思潮和小说的陈美兰老师和她丈夫著名语言学家宗福邦先生、研究当代报告文学的吴肇荣老师等，在与这些老师交谈中，不但了解了学科发展动态，还学到了他们不同的研究方法。吴肇荣老师调任新闻系主任后，他还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以便毕业后留下来配合他创建新闻学学科，可惜我外语没过关未能成行。
在武汉大学进修学习期间，我翻阅了两遍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杂志，抄录了一大本笔记。初春的武汉没有暖气，抄录时手指常常冻得僵硬写不成字。在这本杂志里，我逐渐发现以刘呐鸥为首的几个作家，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很特别，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影响，于是我写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小说初探》一文，李旦初老师看后就直接投寄给了现代文学研究最高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正值批判“现代派”，编辑部不敢发表，后来发表在《吕梁师专学报》1985年创刊号上。此文一发，引起山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施建伟先生的关注，他给李亮老师打电话询问吕梁师专从哪里调来个老教师，他怎么知道这个文学流派的，吕梁怎么会有这方面的资料呢?李亮老师告诉他，作者是个年轻教师不是老教师，是吕梁师专刚毕业的他的学生。说来也不奇怪，当时的现代文学史根本不可能提到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更不可能允许现代派进入文学史，他们属于“出土文物”。在写作过程中，我请教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几个中青年老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文学流派。在疑虑我的选题和观点能不能成立并被学术界认可时，我想尽办法找到中文系资料室负责人，在珍贵资料柜里偷借出一本瞿秋白第二夫人杨之华女士在4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其中有一篇她评论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文章，这说明在三十年代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流派。了解了这些学术信息后，我心里既踏实又兴奋，几个进修同学认为我“发现了新大陆”，如果发表出去必会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轰动。
我上大学期间的文学研究练习作业以及留校后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都是在李旦初老师指导和支持下开展的，并且在选题等方面都受到老师的影响。李老师在研究文学流派时和我说过，要选择具有规律性的内容和方向持续研究下去才有学术价值。在我接近不惑之年时，铭记老师教导，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与理论批判作为研究方向，逐步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在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和华中师大王先霈教授带领下，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到厦门工作后又出版了具有文学批评史性质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专著。
李旦初老师不仅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给予我耳提面命，生活和工作给予我的关怀、扶持、指导和帮助令我永生难忘。他非常关注我的个人问题，特意在我去武汉大学前夕，把我和同班同学之女友田彩仙叫到他办公室，询问我们的恋爱关系稳定了没有，当我向他如实报告情况后，他当即决定把田彩仙留在离石工作。分配到离石中学后，任元恩校长亲自带着田彩仙到离石中学报到，并跟离石中学校长笑言：“此为我女儿，望好好关照和培养”。1984年吕梁师专正式批复成立，李老师成为首任校长，在学校扩大招生缺乏古代文学教师的情况下，因为田彩仙在上大学期间参加山西省专科学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统考获得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李老师特意让薛恩琦老师与离石县教育局沟通将她调到师专，成为古代文学专任教师。刚工作那几年，我们生活很拮据，每当到李老师家时，师母张秀莲老师都给带许多蔬菜、土豆回家，搬到师专新校区后，春节前夕，李老师都取一些酒和烟让我拿回去过年，如有推迟，就会被他训斥，只好从命。
留校的事虽在大二时已经确定，但真正到了毕业分配季心里还是有些惶恐焦虑，因为当时的分配政策是“那来那去”，绝大多数同学都要返回原籍等待分配，果不其然，在全区分配会上，我老家县长亲自来要我回去做县里的笔杆子，为此还和代表学校负责分配的李旦初老师发生冲突。为此，李老师先后与地区王国英等五位主要领导沟通，表示如果我不能留校任教，他将离开吕梁调回湖南老家工作。李老师为我留校的事下这么大的决心，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感动之情油然而生，由此也可见李老师的为人处世风格、顽强意志和强烈事业心。事后我才了解到，地区想调他去做秘书长，被他婉言谢绝，王国英书记想调我去做秘书，同样也被婉言谢绝。
留校担任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后，我只有一周的备课时间就要上讲台，而且是接了李旦初老师的课，首次任课的班级是1981级。说实话，当时是颇有压力的，幸亏李老师把他的教案给我做参考才顺利完成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教课期间遇到的困惑常去请教李老师，有恩师的指点，逐渐心中有了底气，到第二学期给1982级讲当代文学部分时，我已担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和学生相互交流并参加活动较多，加之授课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及科研成果，课堂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的喜欢和爱戴。
1986年秋季，我考入武汉的华中师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评论助教进修班，年底破格晋升为讲师。1987年春季突然接到学校电报，让我火速回校，回校后才知道是让我担任系主任的事，这年我才29岁，压力和动力并存。提拔我担任系主任的事报到教育厅后，厅领导十分吃惊，认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教师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李老师列举“五四”时期鲁迅等名家在大学担任管理事例，终于说服了教育厅领导，有他的支持和指导，我也就有信心去实践了。
在教学方面，李老师承担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自编讲义100多万字，讲课激情澎湃，书写剑拔弩张，表达铿锵有力，讲解有胆有识，每每有新颖创见，时时在启发思维，鼓励大胆创新。同时，他还带头开展教学改革，采取了重点讲授法、提要讲授法、学生试讲法、师生问答法、报告演讲式、课堂讨论式，并在考试改革中试行抽签问答式，实行口头表达考核与书面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以培养优秀人才。80年代初，他由教导主任升任校长，工作繁忙，学术研究往往通宵达旦，经常一天工作达12小时之久。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性质质疑》、《“五四”新诗派初探》等。由于论文意义重大，颇有创见，刊物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语”予以隆重推广，受到文学研究界诸多著名学者高度赞赏，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的《论鲁迅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小说新探》、《论 <狂人日记> 的心理描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介绍》、《文学流派新探》等文，也以新思路新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老师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文学流派为方向，从现当代文学上溯到古代文学，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流派做了系统的深入的梳理和研究。著名戏剧学学者田本相在《李旦初文集》的序言中感叹：“在偏远的吕梁山区，几乎没有做学问的条件，当时资料的匮乏自不必说，而学术信息的闭塞，也带来困难。”“他不但没有为这些困难所吓倒，而且以其浓厚的文艺理论功底和学术敏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放到流派的研究上，抓住了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潜能的领域”。
1987年，国家教委聘任李旦初老师为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主编，李老师又聘太原师专郑波光老师和我为《中国当代文学》副主编。我与李老师本来打算一同参加在京举办的统编教材主编会议，出发前接到省委通知，省委领导要找李老师谈话，任命他为山西大学校长，我只好一人赴京代他开会，并推荐王谦泰老师为《中国古代文学》编委。
在李老师主政教务处和全校行政工作期间，也是吕梁师专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他主持出台了《关于建校和改革的初步设想》、《教师工作规范》、《教学质量检查提纲》等一系列建校与改革制度，制定了“高瞻远瞩，博览多思”校训，创作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夺取智力竞赛的金牌”为主题的《我们是创新的一代》的校歌。组织实施了十项改革：包括校系两级负责制，教职工岗位责任制，思政工作改革方案，试行辅导员制度，后勤工作改革方案，食堂责任承包制度，学生助学金制度，教改方案，考试改革方案等。初步构建起了大学制度体系。当年的吕梁师专在省内外均有地位有影响，以李旦初校长、任元恩书记为首的吕梁师专团队及其所带领的全体师生，事业心强，工作积极性高，形成了强烈的积极上进态势以及以教学与科研为中心的大学生态。当年的吕梁师专及其校长李旦初老师，名声在外，我们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一说是吕梁师专来的，且是李旦初的学生，都会受到与会学者们的赞许和高看，以至在高教界流行一句话：“北有吕梁师专，南有荆州师专”。可见当时吕梁师专和李旦初老师在全国的影响力。李老师作为校长，他的品格、胆略、学术、才华为校内外人士称赞，以至于他在操场上召开的师生大会讲话时，连工人师傅都冒雨去听他的报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李旦初等老教师的影响下，青年教师科研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学校将我们选送到国内知名高校学习深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80年代初中期初步形成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学者群体。1988年山西作家协会的《批评家》杂志出版了一期“吕梁师专专号”，发表了10多位青年教师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些评论文章后来又获得了《批评家》杂志优秀论文奖。这个年轻的学者群体在省内高校独树一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的中文系于1990年又承办了全省“振兴文学评论研讨会”。吕梁师专青年学者群的形成及其影响，让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感到颇为吃惊，如《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著名学者陈俊涛、贺新安，《批评家》编辑部的著名评论家董大中、蔡润田、杨占平、阎晶明、谢泳等，都给予很高评价。李亮老师通过他的同学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于有先邀请当时被誉为国内五大评论家之一的著名文艺心理学教授鲁枢元先生来校讲学时，鲁枢元高度称赞吕梁师专形成的这个青年批评家群体，他曾表示要写文章推介这个批评家群体。当时，能在吕梁山形成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让人吃惊和不解，今天看来缘由十分清晰，一是这些青年教师都受到李旦初等学校领导和老教师的扶持、指导和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朋友，或是多层师承关系，形成了共同或相似的人生观和学术价值观，这也是文学流派和学术派别形成的基本规律，一般情况下，这其中必有一位领袖式或宗师式人物对群体产生引领作用。二是他们身处大山之中，内心具有冲出大山或走向平原或攀登高峰的内心冲动和内在动力，没有京城或省城高校教师的“优越感”。三是从环境或生态角度看，80年这个浪漫的时代，正值“文化热”时期，全民注意力都在文化上，在此情境下，各地在“85新潮”这一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创办了文艺批评类期刊，如山西的《批评家》，陕西的《小说评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等，为青年批评家展示批评才华提供了平台和载体。
吕梁师专80年代的生态环境和气氛，正契合了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吕梁山这个偏远的角落形成一种“小气候”，至今人们都在怀念。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既要对社会有独特贡献，引领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又要受到社会中其他组织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学既要服务社会，又要保持自身的精神坚守，寻求“适应”与“超越”的平衡。当一所大学缺乏浓厚文化氛围或没有能力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时候，它只能被社会同化，出现社会化、行政化、商业化、功利化等倾向。80 年代的吕梁师专，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学校领导和师生的教学与科研热情高涨，视教育为生命，追求上进，崇尚学术，重视人才，颇有点“西南联大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当时的吕梁师专，存在着一种大学精神，这是一种由人的精神汇集或凝聚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师生的生长。师道和官道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具有艰苦卓绝的品质和敬畏学问的精神，以及回归读书和教育的初心，也许这就是“吕梁师专精神”吧。
无论怎么叙述我的个人故事抑或吕梁师专的故事，这一切都与李旦初老师的影响和贡献密不可分。李旦初老师是弘大学之道，扬人文之光，立树人之本，拓创新之路，发教育先声的当代教育家，也是我及众多弟子们的一代宗师和德高望重的恩师。（文/景国劲）